茶圣故里茗茶香
最近公布的2024年“紹興特色伴手禮”名單，又有兩款茶葉榜上有名。茶葉，雖只是一種土特產，但多少也是一個地方的“面子”。至于知名度、美譽度如何，倒不靠自己胡吹海夸，而是專家品鑒出來的，更是廣大消費者“喝”出來的。畢竟，消費者都是用自己的“嘴巴”來投票的。
想起當年魯迅先生對茶的嗜好，或許并不亞于他的抽煙。翻閱他的日記，我們就能讀到頻頻出現的有關喝茶、買茶的記述。他不僅在《喝茶》一文中說，“有好茶喝，會喝好茶，是一種‘清福’。”他還在日記中記載，1931年5月14日，“以泉五元買上虞新茶六斤”，緊接著第二天又“買上虞新茶七斤，七元”。兩天時間就買了十三斤上虞產的新茶，“上虞茶”該是能讓他享受“一種清福”的“好茶”。
說到“上虞茶”，確乎有著一段悠遠的歷史，最早甚可追溯到漢代。漢東方朔《神異經》上載：丹丘子在境內瀑布嶺（今屬上虞）發現“大茗”的野生茶樹（見《上虞名優特產》）而至少自唐代始，就有人工栽培和加工茶葉。“茶圣”陸羽曾于公元764年泛舟舜江考察，《茶經》中即有茶葉“浙江以越州上”的記載。
如果說，早先對茶葉這一神奇“濁世仙草”的利用，乃基于治病祛疾抑或養生成仙的考量的話，那么，一俟褪去道教色彩，至唐代其更多作為大眾飲品而“飛入尋常百姓家”之時，“上虞茶”的種植和加工也得以開枝散葉。
曾記否，日本僧人最澄入唐以后，他先在天臺國清寺學習，后到上虞峰山道場拜高僧順曉為師，被傳授密宗佛法的“兩部灌頂”和部分“種種道具”，并帶得《茶經》及茶籽引種至日本，從此使日本成為最早得到中國茶種的國家。對這個歷史故事的鉤沉，既給“上虞茶”抹上了濃郁的文化底色，也繡出“上虞茶”種植歷史的深厚底蘊。
我不敢肯定茶具在茶業發展中是否有過核心的頂托作用，但我敢保證，當青瓷茶具面世時，它在影響和改善人們的茶飲方式并通過茶飲助推茶業發展上，定然扮演過獨特的重要角色。要知道，上虞可是世界成熟青瓷的發源地！當滿眼青綠的一撥撥茶具如出浴的美人華麗出窯時，那是怎樣的一道驚艷呀！
當絕佳的茶葉與精美的茶具相遇，珠聯璧合間自是推動了上虞的茶業生產，好茶、名茶的呼之欲出，也便水到渠成。明萬歷《紹興府志》說，上虞后山產佳茶、大白山產仙茶。清嘉慶《上虞縣志》記載上虞有覆卮山茶、雪水嶺茶。清光緒《上虞縣志》還記載大山村（今屬寧波余姚）有鵓鴣巖茶。
茶葉，與詩人總是有著天然的聯系，總能引爆他們情感的閘口。黃宗羲為此撰《鳳鳴山茶詩》云：“檐溜松風方掃盡，輕陰正是采茶天。相邀直上孤峰頂，出市都爭谷雨前。兩筥東西分梗葉，一燈兒女共團圓。炒青已到更闌后，猶試新分瀑布泉。”黃宗羲的詩既吟誦了采茶、制茶季節時的盛況，也把茶農迫不及待品鑒新茶的滿心喜歡，都融化在了一碗滋味清香、潤喉怡神的茶湯之中。
好山好水滋潤著源遠流長的“上虞茶”，“上虞茶”的瓊漿玉液也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茶農、茶人。“當代茶圣”吳覺農先生，該是其中一位出類拔萃的上虞籍名人了。曾記得，從日本學成歸國的第二年（1923），當代茶圣就籌得了3000枚銀圓，在上虞縣南部四明山麓的泰岳寺試辦茶場，研究茶葉生產與制造技術。從此，上虞開始了大規模栽培茶園的歷史。1937年1月，他又馬不停蹄在上虞與嵊縣交界處，創辦了一所專門研究茶葉產、供、銷的三界茶葉改良場……這一件件，一樁樁，生動詮釋著茶圣身上永不枯竭的鄉戀、鄉情與鄉愁！
當我從當代茶圣的弟子、著名茶葉專家劉祖香口中，得悉改革開放以來，上虞茶園面積已有近5萬畝，尤其通過名牌產品的培育，先后開發出“覺農舜毫”“舜水仙毫”“英臺仙毫”“龍浦翠茗”“嶺南輝白”等系列茶，有的還多次榮獲國內外金獎，并占有不小的市場份額時，我想這于當代茶圣而言，該是多大的慰藉呀！
“難忘家鄉養育恩，朋輩戚友人人親。曹娥江水深千尺，不及父老賜我情。”前不久的一天，當我以崇敬的心情來到當代茶圣的墓地，肅立在當代茶圣墓碑前，吟誦起1983年10月已愈80高齡的當代茶圣回老家寫下的這首《懷茶鄉·七絕》時，我深深覺得家鄉開發的系列名茶，既是家鄉人對當代茶圣最好的紀念，可又何以不是當代茶圣對家鄉最好的回報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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